而该团在图卢兹之战中的惨重伤亡，也因阵亡将士尸体上的崭新制服而格外显眼。
于是，自此之后，61团图卢兹之花的绰号便不胫而走。
威灵顿公爵认为应该设计一身漂亮的军服提高军队荣誉感，这一点亚瑟倒是不感到意外。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苏格兰场的警官们在威灵顿公爵的眼中居然应当享有军队一样的待遇，并且理应接受同样的约束。
比起1829年苏格兰场刚刚成立时的人厌狗嫌，被内务部事务官们嫌弃的一帮“合同工”，或许这也可以算作大伦敦警察厅部门地位不断进步的一种象征。
还不等亚瑟想清楚前因后果，帕麦斯顿笑了一声道：“在我1815年去巴黎参加阅兵的时候，威灵顿公爵正带领从半岛战争中得胜归来的六万部队前往巴黎。当时，普鲁士的军队人数原本是公爵所带军队数量的两倍，但有意思的是，当威灵顿公爵抵达巴黎时，他的实力已经足以和普鲁士人相匹敌了。尽管公爵并没有收到增援部队，普鲁士人在战斗中也没有发生重大减员，但据我观察，名义上有12万人的普鲁士陆军人马实际上并不比威灵顿公爵的部属更多。你猜猜这是因为什么？”
兴许是帕麦斯顿从没有指望亚瑟会回答，所以他停顿了一阵后便自问自答道：“那是因为普鲁士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亚瑟愣了一下，有些摸不着头脑。
帕麦斯顿继续解释道：“大部分人会以为军队和游行队伍差不多，领头的一吹号一打鼓，后面的自然跟上。但很不幸的是，普鲁士人可不是我们不列颠人这样的‘守时民族’。公爵阁下的部队，从波尔多一路北上，补给紧张，但依然纪律严明，人员齐整。谁该在哪个连队、担多少口粮、晚上轮谁站岗，统统清清楚楚。再看普鲁士人呢？行军途中三天两头就有人开溜，我听说，有个骑兵连甚至直接自发解散了，据说是为了‘解救被掳掠的乡民’，结果最后有人在卢瓦尔河边发现他们几乎人人腰上挂着一只不知道从哪个村子里摸来肥鸡，一边唱着歌，一边醉醺醺地烤着火。”
帕麦斯顿接着说道：“当时威灵顿公爵就认为，个人掠夺是腐蚀法国军队的重要原因，今后也必将破坏普鲁士军队，直到今日，他的这个观点也没变过。当然，个人掠夺不仅仅是在基层士兵，中高层军官的掠夺虽然形式没有那么暴力，但却更具破坏性。因为当军官们能够自行征兵时，他们就会把军队变成了自己的私兵。今天要粮草的人明天就会得寸进尺地要钱，于是战争就变了味。
行军打仗成了唯利是图的投机事业，军官们的关注点从赢得荣誉变成了聚敛财富。威灵顿公爵治军严明，不允许军官自行征兵，而是必须向军需处提出自己的需求，然后由军需部就所需的文书战争部提出申请，而军需供给则必须通过民众所知的透明渠道配发下去的，由他们承认的权力机关操作。因此，对于民众来说，这种负担不像法兰西或普鲁士政府直接向民众施加压力或者由军官个人朝令夕改那样具有压迫感。
结果呢，虽然普鲁士军队和我们同样消耗国家的财力，但是民众唾弃前者而爱戴后者。至于在法国呢？在法国征收战争税的难度非常大，没有大笔钱款，每一笔财产都经过了细分。法兰西的贵族当然已经毁了，而那些家财万贯的新贵们则被拿破仑勒令毁家纾难、供给装备，拿破仑会下令一个人负责粮草，另一个负责鞋子，还有一个人负责裤子，把他们当成水蛭，允许他们吸饱血，然后再逼迫他们吐出来。”
说到这里，帕麦斯顿又绕了回来：“话说回来，亚瑟，你觉得哪种管理方式更好？”
亚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回道：“自然是前一种，因为我在苏格兰场的时候，也是按照与威灵顿公爵相同的方式进行管理的。”
“好吧。”帕麦斯顿轻轻将这篇揭过：“当年威灵顿公爵忙着在巴黎郊外演习的时候，你知道我去干什么了？”
